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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预算紧缩,中国的税务人员对企业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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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2-29 0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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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联社)——中国当局正在追讨几十年前公司和个人的未缴税款,同时政府正采取措施填补巨额预算缺口,解决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

十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表示,它们被追回了数百万美元的补缴税款,这是中国政府重新努力修复地方财政的举措。房地产市场低迷打击了土地租赁销售,而土地租赁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高层规划会议后发布的政策呼吁扩大地方税收资源,并表示地方应扩大“税收管理权,改善债务管理”。

据估计,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外”的地方政府融资实体所欠的债务,即不包括在官方估计范围内的债务。中共提出的300多项改革措施包括承诺更好地监控和管理地方债务。地方债务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之一。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专家们质疑中共会在多大程度上兑现其改善税收制度和更好地平衡政府收入控制的承诺。

独立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洛根•赖特(Logan Wright)表示:“他们没有努力解决现有的地方债务问题,也没有努力解决财政能力受到的限制。”“改变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和支出责任是值得注意的,但他们以前就承诺过。”

争抢征收逾期已久的税款显示了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食品和饮料集团VV food & beverage今年6月报告称,该公司收到了一份8500万元人民币(合1200万美元)的税单,这些税单可以追溯到30年前。总部位于中国西部的臧格矿业表示,该公司收到了两张总额为6.68亿元人民币(9200万美元)的税款账单,这些税款可以追溯到20年前。

由于中央政府控制着大部分税收收入,分配给地方政府的税收有限,地方政府支付了工资、社会服务和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投资等支出的80%左右,因此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资金紧张。

随着经济放缓和疫情期间“零covid”政策带来的成本累积,压力一直在增加。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他们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加强税收以平衡预算。

​根据大多数估计,只有大约5%的中国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远低于许多其他国家。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房产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不到9%,而且中国没有全国性的综合房产税。

财政部长李佛安告诉记者,最新的改革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税收征管权力,调整他们的税收份额。

“中央政府在支出方面没有太多责任,所以它不会感受到减税的痛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研究中国和国际税收政策的教授崔伟说。

改革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如何实施,崔说,他对当局是否会执行增加中央政府支出的提议持怀疑态度。他说,这“将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人员编制,这是一个‘组织’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支出问题”。

“我不会屏住呼吸,”崔说。

突然出台的新税收法案对一些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进一步损害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商业信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省份浙江的宁波博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Ningbo Bohui Chemical Technology)暂停了大部分生产,此前当地税务局要求该公司补缴5亿元(合6900万美元)某些化学品的税款。它正在裁员和减薪来应对。

专家们表示,这种随意性的收税方式,即一段时间的宽限期后突然的严厉打击,会适得其反,阻碍企业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投资或招聘。

“当企业主感到不安全时,中国怎么可能有更多的私人投资增长?”香港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税务总局否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行动,这可能意味着过去的执法不力。国家税务总局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税务机关“一直严格防范和查处违法征费行为”。

由于地方政府难以维持收支平衡,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由地方税务局和警察运营的联合运营中心,以追缴税款。美联社发现,自2019年以来,至少在23个省份开设了这样的中心。

个人和公司都成为了目标。根据对政府通知的审查,过去几年,数十名歌手、演员和网红因逃税被罚款数百万美元。

网络直播明星黄薇,更广为人知的是她的笔名“微雅”,在2021年因逃税被罚款13亿元人民币(2.1亿美元)。她道歉了,并通过付款逃脱了起诉,但她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封了,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意。

对收入的追求并不局限于税收。过去几年,地方当局因对司机和街头摊贩处以巨额罚款而受到批评,类似于芝加哥或旧金山等城市通过停车罚单赚取数百万美元的做法。尽管高层领导人承诺取消罚款作为一种税收形式,但这种做法仍在继续,城市居民抱怨上海警方使用无人机和交通摄像头捕捉闯红灯时使用手机的司机。

外部专家和中国政府顾问一致认为,必须解决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马丁•乔尔赞帕(Martin Chorzempa)表示:“他们有一个密封的过程,使得外界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

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救助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担心这会让它们依赖救助。因此,中央政府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介入,否则就让地方政府自己解决债务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唐尧说:“在中国,我们有句谚语:你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但你不帮助穷人。”“你不希望他们依赖软钱。”

经济学家说,这一次可能需要干预,中央政府有承担更多债务的余地,债务与gdp之比仅为25%左右。这比许多其他主要经济体要低得多。

与此同时,非金融债务累计总额估计接近经济规模的三倍,而且仍在增长。

独立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洛根•赖特(Logan Wright)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一个巨大的结构性解决方案,但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情况正在恶化,而不是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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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婷在华盛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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